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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先驱和功臣

2016-10-21 00:00 来源:未知 编辑:强龙小编admin 评论:189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值此冯将军罹难50周年之际,谨将他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中的历史功绩,作以简述,以志纪念。 

  一、国难当头,主动联共协商御侮大计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鲸吞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祖国山河破碎,同胞惨遭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苦心经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变成了一位空头司令,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他惊闻九一八事变噩耗,蒋却下令不抵抗,便义愤填膺,立即通电全国,声讨日本的残暴行径,谴责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妥协退让的误国政策。1931年9月23日,冯在梗电中表示:“誓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①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支持下,五原誓师,直捣中原,而1927年“附蒋分共”后,他卷入内战漩涡,落了个两手空空!但在国难当头之日,他并没有消沉,反而厉言疾行,在白色恐怖下,主动联共,希冀团结起来,力挽民族于危难。冯玉祥委托原西北军交际处长、留驻北平的联络代表赵彦卿,卖掉他在北平的一所房产,便携此款赴上海,经其老友、曾在西北军当过牧师的中共党员蒲化人介绍,会见中共负责人。当时正是王明“左”的错误时期,中共党组织不重视统战工作,派胡鄂公见冯。冯将他筹集的款子交给胡,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而对联合抗日问题并未触及。他认为胡曾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过教育次长,是个政客、不便与之深谈,只得扫兴而回。 

  这期间,中共中央特科的陈赓奉中央军委书记、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派遗,密赴天津,筹建中共华北保卫局。他遵照周恩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指示精神,布置在华北工作的党员吴成方等,广泛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开创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因此,华北党的组织经酝酿,通过赵彦卿联络,拟派肖明去见冯玉祥将军,鼓励他出山领导抗日。 

  肖明,先后留法、留苏,大革命时期,同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一起,在西北国民军工作、深受冯的信赖和赞赏。肖明行前,党组织同他商定了与冯面洽的几条原则:(一)用抗日旗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冯是在野失意军人,须向他指出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政治上才有方向,有出路;(三)如冯同意在军事上合作抗日,则需向他挑明“附蒋分共”是“叛离革命”,但又要照顾其面子,单独与之交谈。 

  肖明到汾阳峪道河后,冯将军与之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肖向他讲明了形势与中共的主张,表示不必计较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但为了吸取教训,搞好今后合作,应该有一致的认识。冯坦诚地说:“北伐中我们自己打起来了,没听共产党的话不对,把苏联专家和中共党员都送出国民军,想起来很痛心!”他表示要与中共重新携手合作,高举抗日旗帜,召唤旧部,联合民众,收复失地。为促事成,冯派赵彦卿为代表,保持与华北地下党的联络。这样,冯将军与中共的前嫌尽释、重又携手合作了。 

  1932年10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受到其部下宋哲元等29军将上的欢迎,开始组织抗日武装,筹集抗日经费。中共地下党组织陆续派肖明、张存实、吴化之、陈天秩、张慕陶等,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的党的军事干部宣侠父和许权中等,前往张家口,具体支持帮助冯将军开展抗日斗争,从此拉开了在察哈尔联合抗日的英勇悲壮的一幕。 

  二、高举义旗,实现了国共局部合作抗日 

  1933年初,日军占领了山海关,打开了入侵关内的门户。继之,向热、察推进,民族危难进一步加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军委会于1月17日发表了愿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合作协议的宣言。 

  处在察哈尔抗日前线的冯玉祥闻讯,深受鼓舞。他决定与中共在华北的地下党组织合作,组织抗日武装,誓与民族敌人血战,以雪耻复土。 

  当时,奉派陆续抵达张垣、张家口从事联冯抗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了在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为使双方合作顺利进行,冯玉祥与特委的领导人约定: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及地方军阀;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中,党员亦不公开,冯称此举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是符合当时形势要求又能广泛联合抗日力量的正确策略方针。 

  冯将军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高举联合抗日救国的大旗,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各方爱国志士,纷至沓来,如著名爱国将领方振武、吉鸿昌;各路抗日健儿,如东北退入关内的抗日义勇军,热、察两省的抗日民军、自卫军,山西介休的抗日救国军、汾阳军校的师生及各地投奔同盟军的热血青年等,齐集冯玉祥将军麾下,厉兵秣马,待命杀敌。时值长城抗战失利,日伪军正向察哈尔推进。冯玉祥认为公开举起联合抗日武装斗争的大旗已刻不容缓,经与各方反复协商,于5月26日,在张张口宣布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同盟军总司令,表示:“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④ 

  6月13日至18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民军代表大会,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及中共党的干部宣侠父、张慕陶等61人出席,选举3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冯、吉、方、宣等11人组成常委,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及军事、财政、军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筹决议案,明确规定了同盟军的性质、任务与组织原则。通观这些议案的内容可知,抗日同盟军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武装组织。 

  在同盟军中,有些武装力量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掌握的部队,如第1军第2师,主要由汾阳军校学生组成,师政治部主任、3名团长及多名连排长,均为中共党员;第2军第5师,师长宣侠父、副师长陈天秩,均为中共党员;第5军第18师,中共党员,许权中是师长,党的干部谢子长、阎红彦均在该师;同盟军干部学校副校长张克侠,系中共特别党员;等等。所以,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指挥的、国共局部合作的抗日武装。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北路军将士在吉将军率领下,英勇奋战,连克宝昌、康保、沽源三县,又经5昼夜鏖战,于7月12日收复沦陷七十多天的察北重缜――多伦,把日伪军逐出察哈尔!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消息传出,举国欢庆。贺电、慰问信如雪片般飞来,捐款、赠物亦不计其数,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日复土的信心。 

  然而,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压制和反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决不容许冯联共抗日,他始则派黄少谷、熊斌、李烈钧等为说客,纷至察省,用封官许愿、又拉又压、分化瓦解的伎俩,妄图使同盟军胎死腹中;继则用造谣污蔑、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等手段,欲置浴血奋战中的同盟军于绝境。遂有16师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开进察省,围堵同盟军。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更自庐山致电冯玉祥,以“脱离中央”、“妨害中央边防计划”、“收散军土匪”、“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四大罪名,⑤逼冯下台。冯在7月31日的世电中慨叹:“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致获罪,……此真千古奇闻”!“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⑥他在蒋、汪逼迫下,于内外交困中,不得不于8月5日通电下野。最后,当同盟军转战到平郊之昌平、顺义一带时,在日伪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夹击之下,终于陷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的境地! 

  上述简要过程说明,抗日同盟军从酝酿到成立,从武装力量来源到领导人员组成,从政治纲领到军事目标,都证明它是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共局部合作抗日的实践和成果。 

  冯玉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率先联共抗日,敢于同蒋介石的误国政策相抗衡,不愧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

  三、联络各方,迫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冯玉祥将军率先联共,组织指挥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的英勇壮举,不仅对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各爱国地方实国派、国民党主战将领都起了表率作用。正是在他的影响、带动与支持下,随着民族危机逐步加深,陆续发生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及联共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等在致国民党电中称三大事变为“鼎足而三耳”、“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⑦,都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因素。冯玉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归纳为: 

  一是支持福建事变。1933年秋,调往福建“剿共”的国民党19路军,在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先后派陈公培、徐名鸿等潜入苏区、联络红军。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派潘汉年等与之协商谈判,达成抗日反蒋秘密合作协议。 

  冯玉祥坚定地支持19路军的爱国行动,他派余心清为代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李济深的代表张文、第三党的代表黄琪翔及其他抗日反蒋派代表一起,在福州经过反复协商酝酿,决定联合起来,高举抗日旗帜,与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作斗争,以挽民族危局。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举行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爆发了福建事变。此次事变虽在蒋介石的政治分化、军事“围剿”下很快失败了,但它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广大民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是中共与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抗日的又一次尝试。 

  二是华北事变中逼蒋抗日。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民族危难加剧。冯玉样忧心如焚,9月19日他向蒋介石严正提出:“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冯建议:内政方面“开放党禁”,“集中力量,挽救危机”;“要团结共决大计,大赦政治犯”;外交上”确定国际敌友,速赴苏美切实联络合作”。⑧蒋介石在给冯的复电中不得不承认:“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⑨ 

  同年冬,为挽救华北危局,国民党拟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派人四处游说,要求各派各地方当局代表人物,要放弃“歧见”,赴会共商国是。冯玉祥则针锋相对,向蒋提出出席会议的先决条件:蒋必须答应抗日,“如不低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⑩ 

  四届六中全会上,冯玉祥联合李烈钧、程潜等20多位国民党资深中委、提出了《救亡之大计》提案,要求切实保障人民自由、大赦政治犯、精诚团结等救亡大计,获得会议通过。 

  在民族危亡之秋,在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在五全大会上被迫表示,一旦超过了“和平限度”时,他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冯玉祥也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以五全大会为转折,开始了内外政策的调整。 

  三是支持两广事变。1934年初夏,在泰山隐居的冯玉样,接见了原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谢是奉中共中央的派遣,准备潜回家乡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统战工作的。谢请求冯将他与抗日同盟军第5师师长宣侠父推荐至白崇禧麾下做事,冯将军爱憎分明,一则他爱才心切;二则蒋正镇压革命青年,为防不测,他爽快地给白崇禧写了推荐信,同时又给远在广东、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白的老上级――李济深打了电报,请他也代为推荐。这样,宣侠父和谢和赓便得以进入桂系上层工作。后来,谢成了白崇禧的“贴身秘书”。此举既推动了中共与桂系的合作,又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6年春夏,日本在不断增兵华北的同时,亦频频在华南制造事端。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在广西的中共党员宣侠父等人协助下;以及蒋、桂之间固有矛盾的激化,两广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便先声夺人,发动两广事变。他们联名通电,宣布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生机”(11)于是挥师沿粤汉路和湘桂边界北上,抗日反蒋。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始则收买粤军将领逼陈济棠下台,继则派数路大军围困广西。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挺身而出去庐山面见蒋介石,劝蒋停止对广西用兵、联合起来共御外侮。他形象地批评蒋:“一家人外面有十几个土匪在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你是否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12) 

  为了支持两广事变和调解蒋桂矛盾,中共中央也派红军大,学干部、原在广西红七军工作过的云广英为代表,前往广西,一则表示支持李、白抗日:二则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三则希望桂系在逼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 

  中共与冯玉祥爱国实力派的态度,有力地推动蒋、桂达成妥协、故当事变后期桂系代表刘斐到广州晤蒋时,提出解决事变的五项条件并达成和解,第一条便是:“中央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⒁这是中共和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联合逼蒋抗日的重要成果;且客观上也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四是支持西安事变,呼吁和平解决、一致对外。1936年12月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当日,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即收到张、杨联名的电报,他们在电文中阐明了国家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和“垂泣而道,希其翻然觉醒,反戈东上”的要求遭到拒绝的过程,不得已才留蒋于西安促其反省。电中称冯为“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希望冯:“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⒂ 

  面对震惊中外的突发事变,冯将军高瞻远瞩,主张正确,态度坚定。我们通览西安事变的全部电文,可以说他是西安之外最早明确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一致抗日的人。13日,冯玉祥电张学良,提出四项主张,希望“先释介公回京”;蒋采纳张、杨的抗日要求;如“有何反复”,“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他在复电中还表示了竭尽全力支持张杨、促成合作抗日的决心:“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之意。⒃ 

  14日,张、杨又致电冯,欢迎他速赴西安,“惟兹事体大,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吾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⒄ 

  15日,张、杨又令陕西银行行长李维城、17路军参谋长李兴中,联名电冯,称其“主张抗日,意极诚挚”,“国之元老,举足轻重”,促冯立即赴陕,共商国是。⒅ 

  当时,冯玉祥欲亲赴陕西,从中斡旋。但因:一是宋氏兄妹决定派端纳赴陕联络;二是何应钦一伙从中作梗,没有飞机,难以成行。然而冯将军支持张、杨抗日要求,释蒋回宁、举国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是与张、杨,与中共的方针完全一致的。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在西安“联红抗日”的六项承诺,冯玉祥在会上提出了《促进救国大计案》,并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案》。后一个议案指出,自从1927年破坏了孙中山三大政策,内战突起,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我党更应该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国于危亡。(19)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通过这些提案。 

  国民党三中全会初步确立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基本原则,它标志国民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转变。正如毛泽东评价的:“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的转变”。(20)从而奠定了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纵观冯玉祥自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期间的立场观点和言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是联共抗日的先驱,是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功臣,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

  注释: 

  ①②③《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76、4一5、28一2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⑤上述两电文分别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第31期。 

  ⑥转引自《抗日同盟军大事记》。 

  ⑦《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9―320页,档案出版社版。 

  ⑧⑩⑿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52、5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第1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⑾《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6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⒀云广英:《特殊使命》,载《革命史料》第10辑。 

  ⒁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5页。 

  ⒂⒃⒄⒅《西安事变电文选》第29、52、33、3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版。 

  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3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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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青龙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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