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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革委会常委:庐山会议因彭德怀很没文化

2016-09-25 00:00 来源:未知 编辑:强龙小编admin 评论:189

红潮导语: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

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昧。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50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地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

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庐山上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对形势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见,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其间是非以吸取教训,朱先生并不关心,对此几乎不提。朱文的重点,是指责彭德怀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记载的臣子向君王进谏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观。这就是,说话要学会“选择时机、场合、技巧”,“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者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接受你的意见。”总之,要千般委婉,万分顺意,曲尽揣摩,使听者“高高兴兴”,才算达标。朱先生用这把“技巧”尺子一量,觉得彭德怀差了一点。他说:“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这封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至于其他在庐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张闻天,朱文则直斥为捣乱:“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实,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拿彭德怀的信与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见到热衷考证说话技巧的朱先生评论过毛泽东这篇名文的“表达技巧”问题。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为快”呢?

这就启示了我们,说话技巧当然可以探讨,但读者如果仅在这个技术层面绕来绕去,恐怕就辜负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厉害的里通外国说。朱先生说,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彭德怀于4月访问苏联东欧,张闻天恰巧也于此时出访东欧。令朱先生颇不放心的是,彭德怀在访问期间,曾两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不知谈了什么。6月30日,彭张二人启程赴庐山,又乘同一节专车交谈。朱文写道,1959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苏共又素有干预中共事务的传统,当时苏联已经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攻击中国”。因此,对中共来说,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国内”,防备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就成为重要议题。朱文特别回忆说,在庐山上,“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更耸人听闻的是,一向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诩的朱先生指点读者:“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而当初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坐稳位子,正是靠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出发,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这不是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吗?这正是当年批斗彭德怀的重磅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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